姚人多教授在「傅柯、殖民主義、與後殖民文化研究」一文中指出：台灣的《東方主義》中譯本（立緒出版）第四頁[1]，翻譯者把薩伊德原文中的一句話：
[Michel Foucault’s notion of discourse, as described by him in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in Discipline and Punish]…without examining Orientalism as a discourse one cannot possibly understand the enormously systematic discipline by which Europeans culture was able to manage --and even to produce-- the Oriental politically, sociologically, militarily, ideologically, scientifically, and imaginatively during the post-Englishtenment period. (p.3)
翻譯成「若不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，將無法使北京翻译們理解歐洲文化何以能在這後啟蒙時期，透過一系列的規訓(discipline)系統進行政治性的、社會學式地、軍事性地、意識型態性地、科學地、甚至想像地在管理東方，或甚至生產東方。」是一個錯誤，他認為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於譯者把discipline這個英文字翻成「規訓」。如果這種翻法是對的話，那麼整本《東方主義》將變得十分難解，讀者將尋找一些薩伊德根本沒有寫也不會寫到的東西：規訓系統在哪裡？或者，「規訓的傅柯」在哪裡？從什麼角度來看西方的殖民權力是一種規訓的權力？簡言之，姚人多認為“discipline” 在這裡應該翻譯成「學科領域」。
表面上，姚人多只是在挑剔一個字的翻譯，但實際上，這卻牽涉到對薩伊德「東方主義」與對傅科「規訓」意義的深度瞭解。做為台灣《東方主義》中譯本的譯者與校定者之一，北京翻译公司們在此要做一個回應，並指出幾個值得繼續思索的相關問題：（1）姚文斷言：薩伊德根本沒有寫也不會寫到的「規訓系統」，這是真的嗎？（2）「規訓」真的只能談人身肉體之規訓嗎？姚文似乎預先設限「規訓」的（狹義）意涵，然後論斷薩伊德不可能談「規訓」。
當姚文斬釘截鐵的指出：薩伊德根本沒有寫也不會寫到的「規訓系統」，翻译公司們只要檢閱《東方主義》一書的索引，便可確知discipline在書中出現不只一次。薩伊德引述Discipline and Punish 一書共有三次，除了前所引述的那一段文字之外，尚有其他兩處：分別為Orientalism 原文書第一版第336頁與第344頁[2]，分別都是在註釋之中，薩伊德為說明其論點之承自傅科，所做的資料來源補充。第336頁的註釋是在於補充說明：他是依循傅柯的觀點，指出 “Scholarly discipline was therefore a specific technology of power”，因為，「知識基本上就是要讓事物為人所看到，而年表的目的在建立像邊沁式的鳥瞰監視台」[3]。在這裡，薩伊德提到了傅科討論「規訓」時最著名的“Benthamite Panopticon”，翻译公司們還能夠說薩伊德沒有討論傅科的規訓？薩伊德在該註中引用傅科的規訓觀念，並將它轉而運用在討論法國拿破崙時代「知識歷史年表／表格」之類的工具[4]，如何影響「東方主義」知識的習得與生產。在這裡，“scholarly discipline”可以有雙重的意義，它既指「學術規訓」，同時也指「學科領域」。
而第344頁的註釋就更明白指出：十九世紀歐洲文化排外和禁閉 (confinement) 之主題，在傅柯作品中之重要性。薩伊德指出這一點，是為了要去討論「局外人」（殖民地人、窮人、不良少年等）如何被十九世紀先聲奪人的歐洲文化所界定與框限成「天生體質不合」，排外機制如何巧妙的透過知識與分類上的「規訓」，加強「北京翻译們同類」的鍵結，而後貶抑與排除異己。（薩伊德原文頁228）
翻译公司們認為，很明顯的，薩伊德在《東方主義》中當然有使用到傅科的「規訓」概念。固然，也許它不是東方主義中最主要、最仔細討論與運用的概念，但是，北京翻译公司們卻不能同意如 Young 所說，《東方主義》中只談論述與再現的問題。只要略微看看薩伊德在第一章第三節中仔細討論東方主義的大企畫：拿破崙的埃及遠征、還有de Lesseps 所建構的Suez canal，就可以知道 Young 說法的缺失。其實，姚人多真正的宣稱，也許是說，雖然薩伊德表面上用到了規訓概念，但那其實不是傅科真實而更有意義的「規訓」。為此，他特別引用了傅科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中一些看似定義式的文字，來說《東方主義》沒有「這種」規訓的意義。進而，姚人多順勢批評了台灣今天對於傅科「規訓」一詞的濫用：
台灣的學界基本上對「規訓」這兩個字採取的是一種比較寬鬆的定義：只要任何與權力、教化、道德搭得上線的東西在台灣全部被稱為規訓。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中譯本會把薩伊德Orientalism裡頭那段的話中的discipline翻成「規訓」的原因。
北京翻译們對於姚人多這種「一竿子打翻船」式的說法，頗有保留，而且他想像的「任何搭得上線」的作法，也不是翻译公司們當初如此翻譯的理由。閒話少說。正題該是，到底傅科在 Discipine and Punish中的「規訓」意義是甚麼？對北京翻译們而言，姚文的優點之一，就是認真問，傅科的規訓意義為何？台灣學界的一些用法，是否浮濫化了「規訓」的精義？
姚人多認為：「在傅柯的用法裡，規訓指的是作用在身體之上，增加身體的服從性的同時也增加有用性的權力機制。這套權力機制所用的方法是層級觀察、隔離、調查、紀錄、切割、分類等等，而不是同質化、整體化、想像、扭曲、建構等。」但是，他所說的「定義」(原文pp.137-8)，其實只是傅科討論規訓的第一層意思。一般而言，傅科很少使用如數學般的定義來規定前提。在書中第三部分第一章 “Docile bodies” 中，當傅科接著討論到 “The art of distributions” 時 (pp.141-9)，規訓的意義就更上一層樓地豐富起來，從作用在單一身體上的規訓（如對「寫好字」、「踢正步」的個人細節訓練）開始，傅科的注意力逐漸延伸到對於一群身體、乃至社會人群身體的「規訓」上去。在這裡，傅科過去所討論過的對瘋人的大禁閉、對自然生物的分類知識、乃至在近代教育中對學生的規訓，都一一出現在規訓式的分類與分佈中。在這裡，特別是他討論近代教育的例子中(pp.146-9)，傅科對學生群體分上下層級與分優劣的規訓問題，是與他討論教育知識內容的分級與分類問題，彼此互相呼應、甚至一一對應的。所以，是在對一群身體作規訓、作分類與分級時，傅科的身體規訓概念，與傅科的知識分類權力概念，產生了銜接。
也正是在這裡，薩伊德切入了傅科「規訓」的意義網絡。而作為一廣義的主義、非單一學科的「東方主義」，薩伊德常討論的，其實正是姚人多說「東方主義」所沒有的「層級觀察、隔離、調查、紀錄、切割、分類等等」。而姚人多似乎沒有看到，層級觀察、分類、切割等知識與技術的操作，常常造成的效果，正是同質化、化約、建構、甚至扭曲等等[5]。而前面翻译公司們討論過《東方主義》的兩個地方，薩伊德正是有這個意義。
姚人多最後再追問：如果《東方主義》是規訓權力，在何種意義下東方主義的論述是作用在身體之上？在何種意義下，東方主義會製造服從又有用的柔順身體？北京翻译公司們分三點來回答最後這個問題。
首先，雖然《東方主義》也許沒有清楚地討論如何去「盡量利用」被殖民者的時間與身體肌肉，但是東方主義的確是從歐洲殖民者的立場，來製造分類表格、歷史年表、觀察、調查、記錄與搜尋（語言、故事、文物、與遺址）等等這一整套的知識系統，強加在東方被殖民者個人與社會群體的柔順身體上，藉以製造出殖民知識與管理殖民地人的權力效果。這是薩伊德所說的，論述與分類系統所製造與生產出的個體 individuals與知識（薩伊德引傅科pp.193-4）。
其次，很自然地，東方主義也對他們的歐洲學生們（文學、醫學、軍人、歷史語言等等方面），透過強有力的知識分類系統、教科書與檔案、教學與獎懲，來型塑柔順的東方主義學術身體，有效率地製造與生產對殖民主義有用的知識與技術。重點是，東方主義學術規訓所針對的柔順身體，不一定是東方的[6]。在這裡，其實薩伊德有許多精彩的討論。特別在十九世紀，當歐洲的東方主義學術機構逐漸興盛，過去率性、情色的個人東方冒險，逐漸被整合進東方主義的「規訓」[7]裡面 “the discipline of Orientalism” (pp.189-191)。過去個人東方主義者所發展出來看東方世界的「文本態度」[8](“textual attitude”)，逐漸地在汗牛充棟的東方主義檔案與學院中系統化，成為一種訓練東方主義學者「搜尋檔案、書寫、與觀看」的標準程序，這正是對東方主義學者「學術身體與操作」的規訓。薩伊德很生動地描寫福樓拜，說他如何感慨於過去快意冒險的時代逐漸逝去，「所有異國情調、奇風異俗都被整編成字典、符碼」，他抱怨「世界管理得像一座學院，老師就是法律，每個人都身著制服」。總之，透過薩伊德所精彩分析的「文本態度」開始，東方主義在檔案與經典中逐漸累積與城堡化，東方主義的學術、東方研究、大學建制在十九世紀大興[9]，同時也根深蒂固在歐洲帝國們的東方策略與政策中。整體而言，翻译公司們可以說這是個整合上下游（從所謂態度、學術制服、到帝國利益）、串聯東方主義的前、中、後期的一個大規訓系統 (pp.188-197)。
第三，北京翻译們要注意，《東方主義》「是」規訓權力和「含有」規訓權力，彼此是不同的。在一個延伸的意義下，《東方主義》書中所提及的「性化（sexualize）東方」，也可以視為是征服與規訓的工具之一。北京翻译公司們看薩伊德說「西方和中東之間的關係，在每一個場景中真得都定義得好像性關係一般…中東，就像任何一個處女一樣，會加以反抗，但是男性學者…硬是衝擠闖入、貫穿這個難解的燙手山芋，並贏得獎賞。」[10]，讓人們開始以這樣有「性意味」的方式來看待東方，而後變成只能這樣想像東方，當這被性化的形象成為單一的、霸權的再現，規訓已經產生。因為，在Discipline and Punish一書p. 149 “The means of correct training”一章之最後（薩伊德也引到），Foucault提到個人是社會「意識型態」再現的虛構原子，是「規訓」這種特定權力技術所製作出來的實體；權力生產現實、生產對象的領域也生產真理的儀式。所以，個人以及從個人身上所獲得的知識都屬於這種（權力的）生產。而性化的再現，也會生產出個人對東方的性化想像。故而，就一個延伸的意義下，「規訓」這種特定權力技術所生產出的，不應只是個體的肉體，也許還應包括個體的想像與思想。
最後，北京翻译公司們要說，基於 Young 的研究，姚人多提出了一個好問題，對北京翻译公司們翻譯《東方主義》、理解薩伊德、理解傅科的「規訓」概念，都做出了有趣也有用的挑戰。但是終究而言，姚人多的行文氣勢、還有他與 Young 對「《東方主義》中沒有傅科規訓」的論斷，北京翻译公司們認為都是站不著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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